慈云寺风水

唐宋以前，慈云寺的发展史充满了传奇色彩，据碑文记载，东汉时期，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草创寺庙，两位高僧在此静修悟禅，相互谈经说法，探讨译经中存在的问题和宣扬佛法的办法，他们招收信徒，宣扬佛教宗义，还斩除了寺院附近结网伤人的大妖蛛。

东汉末年，慈云寺以西的洛阳成为战乱中心，巩县是洛阳的门户，慈云寺附近的虎牢关、旋门关、小关、巩密关、辕辕关等战事频繁，董卓毁灭洛阳后自己也被刺杀，埋在慈云寺附近（今董陵村），数百里内荒无人烟，慈云寺也毁灭殆尽。

魏晋时期，慈云寺在信徒的供养下重新焕发生机，但在“八王之乱”的影响下，慈云寺附近的关隘、小道也争战频频，寺庙的安宁受到威胁。

北魏时期，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及其母胡后都崇佛，在洛阳龙门、巩县大力山下凿窟、造像、修复寺院，洛阳内外有佛寺一千三百六十七处，慈云寺日趋兴隆，少林寺也于此时建立起来，因二寺邻近，慈云寺又系祖庭，僧众来往频繁，续焰排字，相互支持，因而至今慈云寺的古碑上仍记有“祖风是务，佛日增光，少林共祖，白马同乡”的铭语。

北魏末年的“永熙之乱”使洛阳毁灭殆尽，但慈云寺因地处深山，名士多藏于山区，侥幸得以存留。

隋朝时期，隋文帝杨坚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尼姑庵中生活了十三年，在尼姑智仙的抚育下对佛教产生了非同一般的感情，统一天下后，他诏告臣民“任听出家”，并令各地按人口出钱建寺造像，在这样的背景下，住居巩、偃交界处的官宦子弟陈祎（后来的唐三藏）就随其兄出家在巩县净土寺（今石窟寺），在无遮大会上，经过挑选，“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唐三藏被选中后仍在净土寺随师诵经，学业大进，一直到他十九岁。

唐、宋时期是慈云寺最兴盛时期，由于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等都重视佛教，尤其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玄奘自印度取经回来后，将佛教推向了高潮，唐太宗、唐高宗都为其写了《圣教序》，唐三藏成了皇帝的座上客，唐三藏在此期间奉旨重修慈云寺，并亲自到慈云寺“开演大法，广度迷津”，慈云寺名声大振。

然而好景不长，“会昌灭佛”使得香火渐冷，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大宋后，即在巩县选建皇陵，此后宋代佛、道并重，曾在宋陵内外建了许多寺院，如罗汉寺、定香寺、宁神寺、十方院、会圣宫等，皇帝下令对慈云寺重新修装，使其成为受国家保护的重要寺院，这与碑文中宋代“敕建”相符。

金兵入侵和元兵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崇奉喇嘛教（中国佛教的一支），禅宗中的临济、曹洞二宗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汉族大量逃逸，有的躲入寺院，“后显大唐并宋帝，重修至正、至元年”、“至正年间宗主广慧清辩大师续后重兴”，可见慈云寺在元代的近百年中仍灯灯相续，焚呗不断，并于至正、至元（1355-1340）作了重修，元代对出家僧尼采取本寺住持及耆老等保举的政策在慈云寺保留了很长时间。

明朝是慈云寺的鼎盛时期，朱元璋十七岁出家于觉寺，建国开始就举办法会扶持佛教，以安定人心，明代诸帝大都对佛教采取扶持利用的态度，据碑文载，大明正统九年（1455），英宗朱祁镇皇帝曾下令天下重修梵刹，在